(2)教育和文化领域的国家目标规定，比如联邦宪法法院从基本法第5条第3款中推导出的文化国家的国家目标。
[14]从这些条款中可以得出结论，当搜索引擎对于个人的数据保护和隐私基本权利存在偏见时，这些权利优先于搜索引擎的利益和一般的信息自由利益。[34]新墨西哥大学法学院的达威德·斯胡（Dawinder Sidhu）教授指出，美国不需要被遗忘权，被遗忘权和美国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自由利益相冲突。
[32] （二）反对理由 在分析了被遗忘权的支持理由后，我们再来看被遗忘权反对者所提供的理由。[8] 针对西班牙数据保护局的决定，谷歌西班牙和谷歌公司随后向西班牙国家高等法院提起上诉，而西班牙国家高等法院中止了审理，因为其认为案件取决于对欧洲95/46/EC数据保护指令（以下称《95指令》）的理解。《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17条擦除权（‘被遗忘权）规定：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控制者擦除关于其个人数据的权利。[69]同前注[4]，杨立新、韩煦文，第27页。[33]明尼苏达州大学法学院的罗伯特拉尔森教授认为，被遗忘权和言论自由的价值背道而驰，被遗忘权否认了可能的发言者决定说什么和想什么的能力，而且否认了可能的听众对于形成其观点和思想所需的信息。
被遗忘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还在其他问题上产生了争议。[63]参见夏燕：《被遗忘权之争——基于欧盟个人数据保护立法改革的考察》，《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4.功能论的见解 田中二郎认为，行政行为无效与应予撤销的区分意义主要在两者的争讼程序上。
由于无效的行政行为毕竟还具有行政行为的外观，在实践中，相对人与行政机关对某个无效行政行为可能有不同认识，为了确保安全，由相对人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是较为妥当的。而对于明显性，法院采取了一般理性人的标准来认定。[55]例如，在徐发琼诉贵州省紫云县政府土地其他行政行为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被诉15号批复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75条的无效情形，徐发琼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37]这是将没有行政主体资格、没有依据这两种情形也加上了重大且明显的程度要求。
[15]参见前引[6]，田中二郎书，第25页。[44]见张启廷诉河南省睢县野岗乡人民政府土地登记案，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2016）豫1422行初13号行政判决书。
二是从重大且明显说的实质——具体价值衡量说来展开。[41]有时，法院又将其表述为超越职权。[40] 第二，没有权限依据。举例而言，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时，将原先的维持判决改为驳回判决，就体现出诉判一致性的原理。
[52] 一般认为，撤销判决是一种形成判决，生效判决一经作出，就能形成撤销被诉行政行为的效果，恢复到行政行为未曾作出的状态。[38]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1行终861号行政判决书。[50] 以上归纳总结了司法实践中常见的无效事由。[29]在董全军诉即墨市商务局行政许可案中，即墨市人民法院较为鲜见地对重大与明显作出解释。
[27][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2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3页。[9]参见[日]美浓部达吉：《命令法规与能力法规》，胡元义译，《学艺》第5卷第8号（1924年），第4页以下。
见安徽省望江县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皖0827行初26号。违反能力法规的行政行为归于无效，而违反命令法规的行政行为虽然违法，但非经撤销不失效力。
按照日本学者田中二郎的归纳，有关无效与应予撤销的区分标准，有如下一些不同的视角。参见梁君瑜：《论行政诉讼中的确认无效判决》，《清华法学》2016年第4期，第142页以下。而对于某些瑕疵，无需等待该程序的判断结果就应当否定其效力，这种行政行为就是无效的行政行为。在撤销诉讼中，法院判决撤销无效的行政行为，也只是相当于行政行为的无效宣告而已。实体法上的无效行政行为本没有可供撤销诉讼排除的行政行为效力可言，但毕竟有行政行为的外观存在。确认无效 在我国，虽然不乏否定无效行政行为这一概念者，[1]但通说仍承认行政行为无效与行政行为应予撤销的区分。
与日本的无效认定标准相比，我国是用立法的形式确立了行政行为无效的标准，但在实践中，法院有时并不能清楚地论证何为重大明显的违法，更多的是列举出事实，简单地定性，归入重大且明显违法之中，甚至根本不提重大且明显标准。在徐宗营诉永城市龙岗镇人民政府土地登记案中，镇政府颁发了本应由县政府颁发的集体土地使用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其发证行为超越职权，应当确认无效。
不具备重要的法定形式要件，要式行政行为没有采取规定形式的，也会被认定为无效。在闫晓青诉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行政确认案中，被继承人尚未死亡即有了房屋转移登记，法院认为，该所有权转移登记没有事实依据，故房屋转移登记无效。
[36]这两种情形是否也要达到重大且明显违法的程度，法院有不同的理解。（三）我国司法实践中行政行为的无效事由 在行政诉讼法第75条规定的行政行为无效标准中，法律明确列举了两种情形，即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
1.重大且明显说 关于行政行为的无效认定标准，重大且明显说是日本的通说。[4]由此可见，在救济法上，行政行为无效制度是一种司法政策的产物，旨在为特定情形打开权利救济之路。在登记类行政案件中，法院通常以违反审慎的审查义务作为判断行政行为无效的标准。虽然无法避免法官的价值判断，但其随意性可通过审判程序中的对质、裁判文书的公开来抑制。
两者的差别仅在于行为是具有溯及力地废弃，还是仅面向未来撤销。[6]参见田中二郎『行政法総論』有斐閣1957年337頁以下。
正当程序原则要求诉讼双方当事人攻防对等，不能未经辩论即作出判决。这一观念是与救济必要妥当与否的判断相连的，无效判断当然与利益衡量的判断具有亲和性。
瑕疵的重大性或严重性，是行政行为瑕疵的内部属性。摘要: 无效的行政行为在实体法上自始至终不产生效力，在救济法上当事人可随时在任何相关的程序中主张其无效。
[55] 法院能否在撤销诉讼中撤销无效的行政行为？结合2018年行政诉讼法解释第94条第1款规定，法院是否只能将无效行政行为确认为无效而不能予以撤销？在过去的实践中，存在法院判决撤销无效行政行为的例子，即所谓无效行为可撤销。其次，婚姻登记机关对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但受限于技术条件未能识别身份证件的真伪，以致被骗取婚姻登记，实际上，登记机关至今也无法确定结婚是否是‘吴凤英虚假身份掩盖下的自然人的真实意愿，其申请显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的结婚条件。如何判断行政行为无效，这是相关法律实践中的关键问题尽管这些争议在学理上并非毫无意义，但既然《行政诉讼法》已经将行政协议纳入受案范围，那么就应当尽可能减少争议，从而减少因争议而影响到行政协议诉讼的实践。
[8] 袁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44页。赔偿判决作为第三顺位的判决，一方面，赔偿判决和继续履行判决、补救判决是可以并用的，即在作出履行判决的同时作出赔偿判决，或者在作出补救判决的同时作出赔偿判决，另一方面，当确认协议有效但无履行可能性和现实性时，不能跨过补救判决而直接适用赔偿判决，而应优先适用补救判决。
但基于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协议之规定，行政机关对于不履行行政协议的行政相对人，是不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的。那么，行政协议的效力状态除了有效、无效，是否还存在可撤销等状态?基于《行政诉讼法》撤销行政行为的几种情形，行政协议应该存在可撤销的状态。
[27]刘刘：《行政协议争议司法审查的实证与反思》，重庆法院网。事实上，公私合作既涉及公法、又涉及私法，这种相互交错不仅使公私合作成为公法和私法学者共同试练竞争的场域，其斑驳复杂也使公法私法同样遭遇合作提升的挑战。
